未来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将完成“由大变强”的历史性转变，进入冲击世界一流、快速迈向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前端的关键阶段。在国际化大背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条件下，探索发展中大国创建世界一流的道路，我们既面临着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各种重大机遇，也面对着诸多问题和矛盾，尤其是在发展路径选择、师资队伍建设、学术组织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新挑战，需要我们共同探讨和破解。

　　一、发展路径的挑战：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的统一

　　当前，在学校发展中有些教师感到很困惑：“按目前的评价体系，奔国内一流的方向就成不了世界一流，奔世界一流就成不了国内一流，如何选择为好？”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服务国家战略对建设世界一流来说，很大程度上是权宜之计。”这些看法主要基于对美国一流大学目前现状的借鉴，但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性和规律性。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这些观点影响着一些大学政策导向，容易动摇我们把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作为冲击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准的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在大学国际化的推动下，我们在强烈的寻找差距、快速赶超的使命驱动下来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导致我们在锁定参考坐标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以追求指标为导向的思维，而忽视对发展路径的深层次研究。实际上，从世界学术中心转移的历史路线图来看，都以所在国家某种类型与程度的重大战略变革为背景，每一次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都伴随着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都引发了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变革，都促进或带动了一个国家或区域若干产业的发展甚至产业革命。这清楚地表明，一流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大学内在逻辑，两者相互交汇产生的巨大需求推动了大学的跨越式发展。所以，不能把“国内一流”与“世界一流”简单地对立起来，既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又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是创建一流大学必然要求。

　　衡量世界一流只能有一个标准，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能够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具体来说，无论是理科、工科、医科还是人文社科，是否培养了引领社会发展的创新人才，是否从事最前沿创新的工作，是否做成了别人做不出的突破性重大成果，是衡量一流的主要标准。

　　面向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是中国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中国必然是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中国未来发展，走的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相互支撑、共同推进、多轮驱动的道路。其中，有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更有发达国家从来没有遇到也不可能遇到的重大、前沿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中国特定文化的因素，也有世界发展的共同背景，越来越吸引全世界一流学者的目光。从科学上解释和技术上解决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就能够在若干方面引领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自己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特色不仅能够与世界一流统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世界一流的必由之路，也是到达世界科技前沿的最佳路径。面向未来，我们进入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需要我们更加具有国际视野，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自己发现、凝练和解决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的科学和技术问题；需要我们自己研究和解决影响中华民族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自己探索和走出一条创建一流的独特道路。我们当前的敌人，就是在全世界聚焦中国，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研究解决中国自己问题反而显得不屑与不自信。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下决心做出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事情。

　　还要看到，对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创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需要有不同的评价方式。上海交大较早开展院系中长期评估，我们在理科院系进行国际评估，因为理科的标准是国际通行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在工科院系我们进行的是综合评估，就是既要看发表文章的水平、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更要看对国家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贡献与影响，未来10年尤其要着重看对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多大贡献。从这样的立论出发，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在高层次上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

　　二、师资队伍的挑战：多目标条件下的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

　　路线问题解决以后，我们最大的瓶颈制约和挑战是人才。人才，特别是一流人才、领军人才，是冲击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最关键、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最大、最核心的差距是师资队伍水平整体性的、绝对性的差距。另一方面，在当前特定历史条件下，师资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

　　面对这样的挑战，有两个当务之急：第一是加快成规模地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引进海外人才要产生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上海交大从“十一五”以来将人才强校作为主战略，逐步建立了包括人才库建设、海外评审制度、人才引进绿色通道、优秀人才跟踪服务机制等在内完整体系，做到对优秀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随时发现、随时跟踪、随时引进。短短三年时间，我们就从海外引进冠名讲席教授、特聘教授、学科带头人、特别研究员等高层次人才200多名，在前四期“千人计划”中，我校共有24人入选。对于这些新引进高水平人才，一方面要保证他们继续处于高水平研究的状态，在科研项目、团队、实验室、人文环境等方面提供最好的服务。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他们与主体师资队伍之间的关系。

　　一段时间内，为了引进优秀人才，不少学校给予了新引进的杰出人才特殊政策，成功引进了一批海内外高端人才，在待遇上与现有人才队伍形成了较大差距。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一定的国际可比的薪酬待遇，不可能引进并留住杰出人才。但同时，目前双轨制的薪酬体系也容易潜伏矛盾，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并逐步予以解决。创建世界一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现有的主体教师队伍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而且他们仍将是未来各种任务的主要承担人和贡献者。为此，我们要通过薪酬体制改革，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和坚持高标准、高要求的前提下，逐步建立以水平和贡献为标准的、动态平衡的薪酬体系。

　　所以，第二个当务之急：加快教师分类管理与薪酬体系改革，适应研究型大学发展对高水平师资队伍结构提出的新要求。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师资队伍结构都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比如，美国顶尖大学大都拥有大规模、高水平的专职科研队伍。2009年，MIT的专职科研人员达1722人，与专任教师之比达到1.7:1；斯坦福大学的专职科研人员达2624人，与专任教师之比为1.37:1。他们全力进行科学研究，使得大学始终保持研究活力，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青年学生，丰富了校园的创新氛围。

　　我国研究型大学承担着双重使命：既要体现国情，又要坚持国际公认的标准；既要在可比办学指标上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当，更要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既要拥有世界一流的学科，更要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先进的大学文化。所以，我们应以一流师资为目标，在保持合理的生师比、合理的教师与教辅人员比、科研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比例的基础上，实行教师分类建设和分类管理，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具体来说，一是建立一支规模适中的教学科研并重型的教师队伍，主要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并承担本科教学的核心任务；二是建设一支规模合理的科研为主型的教师和专职研究队伍，有组织、有规模地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但在本科教学上不作过高要求；三是根据通识课程、基础课程的发展需要，建设一支小规模、高水平的教学为主型的教师队伍。在三支队伍之间，要建立基于高标准的、畅通的流动机制，逐步探索建立以年薪制为基础、有基本保障、国际可比的专任教师薪酬体系；探索建立适合国情、同行可比、有竞争力、可持续的专职科研队伍薪酬体系等。在保障能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的基础上，让教师们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和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中去，最大程度地释放生产力要素的活力和张力。

　　三、知识生产模式的挑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导向跨学科有组织的大科研与兴趣导向自由探索研究的结合

　　当前，知识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势，知识生产模式呈现个体研究和研究团队并重的态势，这不仅对大学以个体或小团队研究为主的传统学术价值观，而且也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严峻挑战。应对这一挑战，关键要把握好突破点和结合点。

　　从世界范围看，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内部已产生了多种具有不同结构、不同性质的创新单元。特别是基于世界科技潮流和国家战略需要而建设的综合性实验室和跨学科、跨院系的研究中心，有组织地开展战略性、前沿性、基础性的研究，既为完成国家战略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培养创新人才提供了处于科技最前沿的创新平台，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学校的学术水平。在美国，依托研究型大学建立了一批著名的国家实验室，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的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等，集聚数千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团队，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学生，产生了大批标志性的创新成果和领军人物。在大学内部，基层学术组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跨学院、矩阵式的研究机构蓬勃发展。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形成学术发展的多元机制。

　　我国大学创新体系中的主要矛盾是学科封闭性和组织封闭性，难以产生出一种高效率、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模式。单一的院系科研组织形式和评价激励体系，制约了大学的知识整合能力，既不适应集成攻关的要求，也不适应前瞻性自由探索的需要，更不适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所以，面向国际前沿和国家战略，坚持问题导向，建设一批新兴学术组织，是中国大学适应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体制性创新。上海交大近年来积极探索构建以创新人才培养为根本，高水平科学研究与核心技术突破为重点、“一体两翼”的研究型大学创新体系，初步构建形成了多样化的新兴学术组织模式：一是问题导向的前沿性、基础性、跨学科研究院，如船舶与海洋国家实验室（筹）、系统生物医学院研究院、Med-X研究院、Bio-X研究院、基础医学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院和人文艺术研究院等；二是以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平台，如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能源研究院、核电研究院、汽车电子工程实验室、智能电网研发中心、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等；三是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导向的特区学院，如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密西根学院、致远学院、创业学院等。

　　我校将教师分类管理改革与创新学术组织设置形式相结合，力求实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的最佳结合。同时，我们还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上充分保障创新支持、创新氛围，充分尊重教师以兴趣导向的自由探索研究。科学有效整合现有学科和科研力量，在一些学院探索构建“学院-研究院”有机结合的新模式，意在促进不同学术组织之间的合作创新，实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导向跨学科有组织的大科研与兴趣导向自由探索研究的相互支撑，最大限度地激发学院（系）、研究院的创新潜能。

　　置身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国家寄予厚望、重点建设的大学，只要我们始终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不安于现状、不好高骛远、坚持愿景方向，勇于改革创新，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科学发展道路，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

中国高等教育 2010年第23期